佛塔，梵文称为窣堵波(stupa)、或塔婆(thupa)(注一)。据我们现在所知，早期印度习俗，人在死亡后将其遗体火化(荼毗)，世人捡其遗骨，建之而成坟冢，所以窣堵波又称为骨灰堆或方坟，形式上是一个简单的半圆形土堆。在早期印度四种姓时代(注二)，社会阶级分明，能建立坟冢的只有贵族阶层。
铸铜贴金三宝佛
当佛陀创立佛教的时代，印度还是处于外族入侵、政治混乱的时代。种族复杂、各种思想分歧，咒术祭仪横行、社会阶级严明牢不可破。佛陀是伟大的生命导师，当其即将涅槃之际，四众弟子忧愁哀伤，求佛慈佑，叩首而问：“世尊入涅以后，将以何为师？”佛陀说：“以戒为师。”并告诫弟子世间一切皆是不安败坏之相，所以不应对“相”执着，当一心向道，以求契悟。所以，佛陀涅槃后，佛弟子只将荼毗所得之佛骨(舍利)，建为坟冢，此便是窣堵波之由来。
如来佛祖铜雕像
佛塔的出现西元前五世纪，佛教虽已在印度传布，但当时西北印度为波斯王朝所统治，至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东征，西北印度犍陀罗地区成为希腊化文化，直到孔雀王朝(Mauryan)统一印度北部，佛教以其教义──慈悲、平等、不杀……，感动了当时印度不同种族与阶级的人；尤其在阿育王(Asoka)征服南印度的羯陵迦之后，更惊觉战争所带来的残酷与悲惨，因此大力宣扬佛教的教义，在国境中大量开凿石窟、树立石柱、刊刻诏令，建造佛塔。所以阿育王时期，可说是佛教艺术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；从此时期一直到佛像出现的一世纪之间，美术史上称之为无像时代(Aniconic Period)。
根据希腊史家Megasthenes的记载，孔雀王朝的华氏城沿恒河绵延九英哩，计有五百七十座塔。在阿育王以前已经有八座窣堵波，收藏着佛陀的舍利与遗物。而据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九》所记：“时波离邑无忧王(阿育王)便开七塔，取其舍利，于赡部洲广兴灵塔八万四千，周遍供养，由塔威德，庄严世间。”佛陀示现涅槃的时期，距阿育王已经有百余年，为了弘扬佛陀的教义，阿育王派遣许多长老甚至亲生儿子至各地宣扬佛法，并重新将佛陀舍利收集，分为八万四千份，一一建造佛塔供养，以纪念佛陀的圣迹。阿育王对于佛塔的礼敬与尊崇，代表当时人们对于佛陀的思慕、祈求和平与积累福德的观念。
佛塔蕴含的意义在此时期佛教徒秉持佛陀不对相执着的遗训，所以这时的艺术表现，大部份是藉由建筑物而呈现，如石窟与佛塔，尤其是佛窣堵波四面陀栏那(门架)上的本生(Jataka)故事浮雕。佛教徒运用象征与隐喻的方式，透过佛塔形式与雕刻，来表达对于宇宙、生命与教义的看法。窣堵波最早的意义，虽然依当时的习俗，世人是以骨灰堆来看待，但它的含义实则远已超过这个世俗意义。“其(窣堵波)造形，一说是模仿蛋形，故称安达(anda)，内部舍利子有如生命之源。一说是模仿佛钵，圆冢的基座乃是佛座垂下的袈裟。最普遍的看法则是由古代墓葬形式发展而来，象征佛的涅槃。”所以就当时的意义来看，佛塔即是佛陀的另一个象征意义，而礼敬佛塔即是礼敬佛陀。
佛塔的形式早期的窣堵波是从墓葬形式而来，其形式较为简单，从西元前二世纪的遗迹中(桑奇、巴尔胡特)可发现早期佛骨塔(窣堵波)的基本形式，是由一个半圆形覆钵、方形平台、塔刹及基座所构成。目前在印度中部Bhopal的桑奇(Sanchi)大窣堵波，此处共有三座窣堵波，遗存了丰富的古代佛教艺术石柱、支提堂、僧院等。考古学家发现此处佛教艺术的创造始自阿育王时期，后来的巽加(Shunga)及安达罗(Andhra)王朝陆续修建，其中最为精致的一号塔直径约为36.6米，高16.5米，栏楯(Vedikas)高3米。西元前二世纪中叶，曾加以改建，并把绕道提高至冢座，再于南口加上两道阶梯，整个覆钵都覆盖上未经雕饰的石板，还不时露出早期所使用的红色石砖，圆顶有一圈方形栏楯所围成的平头(harmika)，中央有一三层华盖(chattra)，此即后来的塔刹和相轮的原形。塔周围绕着栏楯玉垣，四方建有10米高的塔门，雕刻精美，以浮雕方式在横梁上刻着本生故事及佛传，兼具有印度本土风格及宗教象征的美感，充满装饰性与叙述性的繁复构图，虽然看不到佛陀的形象，却显示出当时佛教美术的成就。
三号塔较一号塔为小，塔丘曾出土过一个舍利石函，上面刻有阿育王时期十位高僧的名字。二号塔与三号大小相近，但无塔刹，平头其中有两个舍利罐，刻着舍利弗与摩诃目犍连的名字，装饰也比较简单。据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》中说：“佛言应可用砖两重作基，次安塔身上安覆钵，随意高下上置平头，高一二尺，方二三尺，准量大小中竖轮竿；次着相轮，其相轮重数，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；次安宝瓶。长者自念：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睹波耶？为余亦得。即往白佛，佛告长者，若为如来造窣睹波者，应可如前具足而作。若为独觉勿安宝瓶；若阿罗汉相轮四重，不还至三，一来应二，预流应一；凡夫善人但可平头无有轮盖，如世尊说如是应作。”这是在经典中对于佛塔的明确规范，对于塔刹相轮的重数可从一至十三不等，如来舍利塔当作十三重，阿罗汉圣者四重，三果圣者三重，初果圣者一重，凡夫善人有平头而无相轮。其中“若为独觉勿安宝瓶”是说若为缘觉圣人所建之塔，相轮的重数亦为十三重，但并不安置宝瓶。“宝瓶”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当时玄奘法师在印度菩提迦耶，见到大菩提寺上的相轮时称为“庵摩罗果”。然而，印度早期的窣堵波，可能不像经典中所说的规范，也没有安置宝瓶；但是在大乘佛法兴起以来，各地建造佛塔确是完全根据经典所制，而且建塔也不限于佛舍利塔。据载，波斯匿王曾取佛陀爪发立塔。在《六度集经．儒童受决经》也记载，长者子贤干于定光佛前以微柴插地立刹建塔，感得佛陀成道时授记的果报。
大乘佛法兴起后，人们以供养三宝为积聚福德资粮之法，曾出现小型的奉献还愿塔，目前在犍陀罗斯瓦特谷、东印度及斯里兰卡都有发现，这些小型的窣堵波大致上的基本形式还保留早期大窣堵波的样式，特别的是，在犍陀罗Loriyan-Tangai所出土的一件小型窣堵波，相轮五重，平头作梯形斜方，覆钵下作三重基座，最下方为一正方形座，除了基本的佛塔形式外，充满了来自于希腊与波斯艺术风格的影响。依考古学家估计，这件小佛塔的年代约于西元三世纪的贵霜王朝所造，当时对佛像的雕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，在塔基上布满了佛陀形象，基座的图纹与方形的底座，可看出其与希腊建筑所用的形式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
自此以后，佛塔的形式变化愈来愈多，若以佛教美术来看，印度地区一直到西元十世纪，佛塔的形式还保留了早期的样式；在密教发展以后，甚至早在西元四世纪佛法传播至中国时，佛塔已经与当地的建筑充分结合，创造出更为丰富的形式。
